不久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微博贴出两条关于女人的评论，说“男人有一千个野心，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。而女人只有一个野心，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。”又说：“一个女人才华再高，成就再大，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，体贴的妻子，慈爱的母亲，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。”

温柔、体贴、慈爱----周国平给女人贴上的各种“标签”，令女权主义者们很不高兴，被作为男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优越而遭遇围攻式批评，微博发言闹成了一个“微博事件”。

其实周国平先生在微博关于女人的发言，若归纳成两个字，就是指女人要有“母性”。远在近百年前，与谢野晶子和平冢雷鸟――这两位日本文坛的名女人，也曾就女人的“母性”话题，有过一场极为著名的大争论。

1878年出生于大阪堺市的商人之家的与谢野晶子，是日本著名的浪漫派女诗人，第一本诗歌集《乱发》问世，便震撼了整个日本文坛。其诗歌中对于男欢女爱大胆奔放的描写，在当时封闭守旧的日本社会如同抛下了一颗核导弹，在日本文坛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，留下至今都无法清除的“后遗症”。

而1886年出生于明治高官家庭的平冢雷鸟，则是日本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家。25岁那年创办著名的女性文艺杂志《青鞜》，并起草创刊词，开篇便一鸣惊人地说：“元始，女人是太阳。”呼吁女人要自己做自己的太阳，而不要做依赖男人才能发光的月亮。

呼吁女人要做“太阳”的平冢雷鸟，是瑞典女教育家爱伦·凯的热烈崇拜者，她在《青鞜》杂志翻译爱伦·凯《恋爱与结婚》、《儿童的世纪》等作品，积极推崇爱伦·凯关于妇女解放与儿童教育的种种主张。爱伦·凯认为“女人生活的中心要素，就是成为母亲”，并认为“男女共同劳动，是超越女人自身天赋限制的权利滥用”，是一种恶性的男女平等。

但生育有11个孩子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对此不以为然。并撰文公开表示反对。说：“我不拒绝成为母亲并且从未有过后悔。而且我对能够成为母亲的自己还拥有相当满足的实感。但是，女人在这世上活着，为什么就必须得以做母亲为中心要素呢？”

与谢野晶子认为自己即使身为11个孩子的母亲，但却无须以做母亲为中心。即使成为了孩子的母亲，但自己仍然是一个男人的妻子、某人的朋友、世界人类的一员、日本臣民的一位，仍然在思索、吟诗、写稿，在衣食上下功夫，是从事脑力劳动、体力劳动等所有劳动的一个独立的人。与谢野晶子认为“在这一件一件事情的交替中，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，并专注于每一个不同的层面，才是生活的自然状态。”

与谢野晶子反对爱伦·凯的文章，自然受到爱伦·凯作品的翻译者平冢雷鸟的强烈批评，认为与谢野晶子根本没有读懂到爱伦·凯，并主张女人在结婚生子时期，有必要为“保护母性”而回归家庭，而在回归家庭时的育儿费，应该由社会与国家负担，因为儿童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。

看到平冢雷鸟的批评自己的文章之后，与谢野晶子又继续撰文反驳，如此一来一往，两人从1918--1919年，分别在媒体上展开了一场跨年度的大辩论。归纳起来，两位日本文坛名女人的争论分歧点是：与谢野晶子认为女人要绝对的、彻底的独立，既不依赖男人，也不依赖国家和社会，而只依赖自己。女人的“母性”是天然的、自给自足的，不需要谁来刻意保护；另一方面，平冢雷鸟则认为女人为了孩子而回归家庭，而孩子最终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，因此国家和社会为了保护女人的“母性”，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支付育儿补贴等妇女权益保障体系。

主张母性保护、向世界宣告“女人是太阳”的平冢雷鸟，在《青鞜》杂志创刊不久之后，爱上比自己小5岁的画家奥村博史，并在《青鞜》杂志向父母发表公开的“独立宣言”后，与奥村博史同居生子。之后因奥村博史体弱多病，加上经济困难，平冢雷鸟不得不放弃了苦心经营的《青鞜》，回归家庭专心照顾多病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，做只属于孩子和丈夫的温柔太阳。

而主张女人要彻底独立的与谢野晶子，则将只依赖自己的“彻底独立”贯彻了整个人生：与谢野晶子的丈夫与谢野宽，虽然才华横溢却终生不得志，家里的一切经济来源都靠妻子写稿支撑。而与谢野晶子不仅靠勤奋写稿将11个孩子抚养成人，还用自己挣下的稿费送丈夫去法国留学、为丈夫心爱的杂志《明星》复刊，并始终保持“日本诗坛第一人”的地位不动摇。

与谢野晶子与平冢雷鸟的观点虽然不同，但都是日本近代史上优秀出色的女性。她们强调女权，但却并不与男人抗衡或平分天下，而是强大到足够给予男人呵护与力量，用当下的话来说，她们是“女的男性主义者”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。

（原载第437期《新周刊》专栏·唐辛子/日本女事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