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末的中午，我正坐在星巴克一边喝咖啡一边翻译一篇文章时，电话响了。是《中文导报》的张石兄打来的。

很久没跟张石兄联系了，这真是个久违的电话。张石兄也和原来一样，一如既往地不会客套，在电话那头开口就道：怎么样，来《中文导报》开个专栏吧。张石兄如此直接，我也就不假思索，开口答道：好！

说来惭愧，也许因为网络过于发达，现在的我，很有些时候没有看《中文导报》了。但在十多年前，我初来日本的时候，《中文导报》是我唯一订阅的一份报纸。我现在还记得在那时面对一切都无比陌生的寂寞日子里，《中文导报》带给我的亲切与温暖。而且，在12年前，我人生中寄出的第一篇投稿，也是发表在《中文导报》上的。

12年前，我来日本已经3年，并初为人母。而我的母亲也因为第一次做了外婆，兴冲冲地从国内赶来日本照顾我。母亲不懂日语，却烂漫天真，像个孩子一般，因此在日本闹出不少可爱的笑话：例如她去日本的肉店买肉末，却又不知道肉末用日语如何说，于是掏出纸笔，在纸上先画一个盘子，然后在盘子里密密麻麻地画上许多“小点点”----日本店员虽然完全不懂中文，但居然也看懂了母亲的“画”，迅速跑到柜台里面拿了一盒还没来得及摆上柜台的肉末给她。

又例如：母亲特别爱美，哪怕去超市买个菜，也必定妆容隆重，花枝招展地出门，闹得跟去参加派对一般轰轰烈烈----说花枝招展，是因为母亲很喜欢着刺绣的唐装。那样的衣服在中国倒还没什么，但在日本一眼望去除了灰就是黑的素装街头，实在是过于醒目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出门购物，商场里的一位女店员，一个劲用日语赞美母亲身上那件宝蓝色唐装非常漂亮，我将那位女店员的赞美翻译给母亲听，母亲一听之下，顿时豪情万丈，居然当场就将唐装从身上脱下来，一定要送给那位赞美她的日本女店员……

母亲的如此种种，象一幅幅欢乐的漫画，让人乐不可支。于是我将母亲在日本的这些趣事统统整理出来，写成了一篇《母亲在日本》，并为自己取了“唐辛子”这个笔名，给《中文导报》投了稿----那是我人生中寄出的第一篇投稿。很快没多久，当时《中文导报》的编辑陶维佳就给我回了信，说：唐辛子，谢谢你的投稿，你的母亲真是太可爱了！这封回信，至今应该仍保存在我家柜子里的某处。当时网络尚未普及，我的投稿以及编辑的回信，彼此都是用手写就的-----那样的一笔一划，在网络发达的当下，已经成了过往的奢华。

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给《中文导报》投过N次稿，编辑陶维佳也陆陆续续地给我回信。大约过了一年还是二年左右的时间，我收到陶维佳寄来的一封长信，信的内容，大致是她已经从《中文导报》辞职，感谢大家对她多年编辑工作的支持。那是我收到的陶维佳编辑的最后一封来信，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，一直到现在。而且，虽然有过书信往来，但我至今和陶维佳也没有见过面，甚至不知道她的长相和样子。我不知道十多年前就离开了《中文导报》的她，现在仍在日本吗？还继续关注这份她曾经工作过的报纸吗？如果她还在看这份报纸，我想通过我在《中文导报》的第一篇专栏，跟她问声好，朝她深深鞠躬说声“谢谢”，因为她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的第一位编辑。即使我们从未见过面，无法想象她的样子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和她的名字。

继陶维佳之后，担任编辑工作的是杜海玲。我和杜海玲也有过邮件联系，也通过电话，但也至今没有见过面。我只记得杜海玲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好听，而她写的文章也很好看----尤其是关于张爱玲的那些文章。

后来我又认识了张石兄。我读过张石兄所出版的每一本书。我不太喜欢张石兄的小说，但喜欢他的随笔。他的随笔谈日本文学，也谈中日关系，还谈他中年留学的人生。他写“无限透明之蔚蓝的破碎”，写他为了学术自由远离家乡来到日本，也写他曾经为了生活，而成为一个“出门挣钱的父亲”。

这些人与点滴的往事，构成我对《中文导报》的记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记得《中文导报》的一句广告词：“中文常在我心中”。尽管，在全球英文化时代，用以表达中文的汉字，方正得足够笨重；也尽管，在全民网络化时代，一份需要印刷成纸张才能发行的报纸，也缓慢得足够迟钝。但是，我仍然热爱汉字，在网络信息过剩的疲惫中，仍然渴望纸张的温暖。离开家乡十多年了，越来越感觉家乡象一个再也无法回头的梦。但好在还有中文，好在还有这份坚守多年的中文报纸，承载梦中的失落与疼痛。

（原载《中文导报》/辛子in日本 专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