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想当飞行员的记者不是好女人”—北村兼子若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，恐怕会要不高兴。因为在北村兼子看来，将“人”分为“男人与女人”，都是一种性别歧视，所谓“woman”所谓“妇女”，这种称呼都是对女性的侮辱。

北村兼子，1903年出生于大阪的汉学世家。从小精读儒学，熟记汉诗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普通日本女性还在接受贤妻良母教育时，北村兼子便已经从大阪外国语大学英文系毕业，并进入关西大学法学部主修法律。当时的日本，虽然已经实现普通选举，但只限于男性，女性没有参选权。深受自由人权思潮影响的兼子，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，就是要实现选举上的男女平权---女性也有权过问政治，也有权拥有自己的一张选票。因此兼子认为必须通过修正法律条文的方式，从根本上争取女性参选的合法权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，兼子选择主修法律并成绩优异。也因此结识了大批后来挑起日本政界大梁的男性学友。

 在关西大学就读期间，兼子因出众的才华而成为大阪“朝日新闻”社会部记者。当时女性从事记者工作还十分罕见，而兼子又总是在文章中语出惊人，于是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。

当时，受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影响，日本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团体。但兼子对这些女性团体的做法嗤之以鼻。例如大阪妇联成立了一个“矫风会”，积极宣传废娼禁酒，对此兼子直言不讳地撰文批判道：“我虽然不喜欢嫖客，但也不赞成废娼。如果因为不好因为恶就必须禁止的话，岂不是与因为你有口臭就必须停止你的呼吸同理？”兼子认为“人性的本能是绝对无法通过教育进行矫正的”，认为娼妓现象是“错误制度的罪”，倡议只有通过女性参与政治，获取立法权，从根本上颠覆歧视女性的制度，才能彻底废除男女不平等。

对于日本政府当时所推行的“家庭节约奖励政策”，兼子也毫不留情地批判：

“仅仅因为女性的勤俭就受到崇拜，这是一种谋杀。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浪费。去除了浪费，人类也就终结了！只有在有浪费的地方，才会有富足与盈余。不靠增加家庭的收入，而靠削减家庭开支，这是男人的耻辱。对这样的耻辱都不认为是耻辱，反而迫使妻子节省生活开支的，则是厚颜无耻。”

兼子不仅文风犀利直白，无遮无掩，还是彻底的“现场主义者”，为体会从事色情行业女性的内心感受，甚至不惜亲自去色情酒吧做女招待。在担任“朝日新闻”社会部记者短短两年时间内，便出版了《胡须》等五本以上的评论文集。引来赞誉无数砖头无数。《文艺春秋》创始人菊池宽评价她“作为女性，她拥有太过分的杂学知识。露骨的、赤裸裸的论述方式，对于一般女性而言，有如某种解毒剂。”

有如“解毒剂”的兼子，因为过于犀利直白而遭到八卦杂志的围攻。各种八卦杂志大谈兼子的“放浪”和“不洁”，且每天都有成堆的匿名信投寄到“朝日新闻”，要求兼子辞职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1927年，兼子不得不离开了“朝日新闻”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。

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兼子，因为独立撰稿的自由反而更加活跃。并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，又连续出版了《女性记者废业记》《我的政治观》等四本文集，同时还四处演讲呼吁普选、呼吁女性参政权，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积极做准备。

1929年，年仅25岁的兼子，作为日本女性代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1次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。大会上兼子使用流利的英文和德文，面向全世界发表关于男女平权、妇女参政权的人权演讲。这次联合国会议，令兼子一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日本媒体人。大会结束之后，兼子游走欧洲各国，回到日本之后又应邀访问了中国奉天，受到张学良将军全家的热情接待。之后，兼子又途经香港飞抵台湾，在台湾与林献堂等人成为亲交。在随后兼子的新书《新台湾进行曲》中，在台湾问题上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了尖锐批判，明确表达自己对于这种“榨取殖民地利益”做法的反感。林献堂也特意为该书写序，高赞北村女史拥有“最被陶冶的理性、最为尖锐的感性，是真正的现代女性。”

在世界各地的纵横之旅中，兼子体验到空中飞行的快感，预言未来是“飞行的时代”，并对驾驶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下决心要自驾飞机从日本起飞并穿越欧洲大陆。1930年秋，26岁的兼子成为日本飞行学校的一名学员，并于翌年4月成功地完成单独飞行。同年夏天，兼子在三菱航空机会社订制的飞机也按时交货，眼看“飞越欧洲大陆”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，就在临行前二个多星期，兼子因急性盲肠炎住院，并因手术后的腹膜炎而不幸去世，享年27岁。

北村兼子过于短暂的生命，令许多现代日本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。但翻开近代日本的历史画卷，你会看到一位娇小的女子，以她巨大的精神能量，那么淋漓尽致地活过。

（原载《新周刊》专栏/唐辛子·东瀛女事记）